曹魏嘉平三年（251），刚刚在陇西拒蜀一战中大放异彩的邓艾，把注意力放在了北方的并州。
他注意到那里的匈奴部落似乎有点不安分，右贤王刘豹将分散的匈奴各部落“并为一部”，武力强盛，让人颇为担心。
这位年过半百、却依然处于上升期的名将献上了釜底抽薪之计。他建议将刘豹所部分为二国，再拉拢其中一派，“使居雁门，离国弱寇”，这样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使得边境安宁。
当时，高平陵之变已经发生，司马氏正在逐步蚕食魏国的政权。虽然内部变乱丛生，外部也动荡不安，但是天下一统的大势已经无法阻止。并州的异动，就像一个小感冒，虽然有点痛苦，但稍微忍忍就能扛过去。毕竟，匈奴的威慑力，已经远不如从前。
东汉以来，匈奴分为南北两部，南匈奴逐渐内迁，依附于中原的王朝。中原的统治者们也乐见其成，因为这样一来削弱了匈奴的实力，二来增加了抵御其它少数民族的力量。
建安末年，曹操为了加强对南匈奴的管理，将单于部众分为五部，并选派官员担任司马监视之。而南单于也不得不远离单于庭，作为人质居住在魏国的都城。
从曹操到邓艾，都遵循同样一个策略：分化、分化，再分化。
一方面，南单于和各位名王入质中原，被迫与匈奴部众分开。另一方面，匈奴部众也总是被分化成几国，再与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在一起。虽然他们有一定的武力，但其实是一盘散沙，也就不足为惧了。
邓艾上言建议分化匈奴的四十八年后，正值西晋贾南风当政，一个叫江统的人上表了著名的《徙戎论》。他不无忧虑地提到并州的情况：“今五部之众，户至数万，人口之盛，过于西戎。”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少数民族迁出关外。
▲江统像。图源：网络
可是，汉人与各少数民族杂居的趋势已成必然。隔离华夷的做法，明显是办不到的，就算这个建议被采纳，也只会造成更大的变乱。所谓“戎狄乱华”，并不是因，而是西晋王朝结出的果。
巧合的是，第一颗果，就落在了并州。
曹魏咸熙年间（264-265），作为南匈奴“上供”的人质，来自并州的刘渊走进了洛阳。
关于刘渊的族属，有非常大的争议。史书记载他是匈奴人，父亲就是右贤王刘豹。但经过学者考证，刘渊极有可能是“杂胡”的一种——屠各人。
原来的匈奴帝国本就是由众多部落族群所组成，南迁之后又和并州屠各杂居在一起，早就融为一体了。无论刘渊是否为刘豹之子，刘渊是否是匈奴人的嫡系血脉，他一定出身匈奴贵族无疑，不然也不可能成为质子。
刘渊从小就是一个接受了汉化的“新匈奴人”。他学的是汉语，读的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孙吴兵法》《史记》等经典。同时，他弓马娴熟，不失草原重武的气质。
他曾对同门说：“每次看书，我都鄙视随何、陆贾无武，周勃、灌婴无文。若有一物不知，是君子的耻辱呀。随、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立业，周勃、灌婴遇到汉文帝不能兴文教，可惜啊！”他的志向，是做一个辅佐皇帝的文武双全的“君子”。
可惜的是，他的理想注定无法在洛阳实现。
当时的洛阳爱着胡人，只不过是一种占有式的爱。魏晋的高官们非常喜欢来自并州的胡奴、胡婢。正始年间，陈泰在并州刺史任上拒绝“京邑贵人”请他帮买奴婢的要求，足见当时的风气。这些胡人奴婢基本不会用于耕织，而是用来充当家内的侍奴。贵族之间也流行着“胡物”，比如胡床、貊盘、胡服等等。
这种“爱”暗含着对异族的支配，显示着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
万国来朝，海纳百川——这样一种盛世局面，是随后建立的西晋王朝所追求，甚至是刻意营造的。因此刘渊在洛阳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出席晋国的各种典礼，作为称贺的一方，接受皇帝的恩赐。如同一个无人在乎的龙套演员，陪着皇帝作秀。
就像身为亡国之君的刘禅，还是不得不说出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这样的恭维话，以证明蜀亡乃天命所归。同为天涯沦落人，他们的心情可能是相通的。
▲同为笼中之鸟，刘渊和刘禅很有可能在洛阳某次典礼上见过彼此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刘渊在洛阳也有朋友，大多是并州的汉人同乡，这些人给了刘渊相当大的帮助。
比如太原王氏家族。他们之间的友谊很早就开始了。刘渊七岁时，母亲去世，他哀号痛哭。时任司空的太原人王昶知道后非常赞赏，还派人来吊唁。刘渊青年时在上党学习，与王昶之子王浑成为挚友。后来，任职东南、都督军事多年的王浑向晋武帝推荐刘渊，“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，吴国定能扫平”，但是马上有人跳出来说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此议最后作罢。
再比如上党人李熹。秦、凉之地发生动乱的时候，他上书建议委任刘渊为将军，率匈奴五部进剿。但又遭到反对，反对的声音认为：“刘渊如果能平凉州，那才是凉州的劫难。蛟龙得云雨，就不是池中物了。”
不过，王浑、李熹等人对刘渊的推荐并不只是出于乡党私情的提携，他们很有可能看中了刘渊背后的匈奴五部。当时并州已是胡、汉杂居多年，并州的士族们不得不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，而去拉拢刘渊。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投资。
因为出身，刘渊几次想为朝廷建功立业均碰壁而归。而他也无法离开，因为一旦成为质子，他便处在监视之中。
有一日，刘渊在九曲送好友王弥归乡时，流着眼泪说：“王浑，李熹是我的老乡，每当他们在皇帝那儿说我好，谗言就随之而来，这恰恰是害了我。我本无心做官，这一点你是知道的。我恐怕会死在洛阳，永远与你别离。”
随着一声叹息，他纵酒长啸，把多年的愤懑倾泻了出来，闻者流泪不止。
后来这段话传到了齐王司马攸耳中，司马攸又向皇帝告状：“如果此人不除，并州不得安宁。”
生死存亡之际，又是王浑站了出来：“我大晋对远方要施以恩德，怎么凭空无故杀人质呢？”
这句话说到司马炎心坎里去了，对啊，吉祥物怎么能说杀就杀呢？杀了还能叫盛世吗？
▲王浑像。图源：网络
刘渊，就这样侥幸活了下来。
来到洛阳二十多年之后，刘渊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——他被委任为匈奴的北部都尉。
这是他当质子以来第一次离开洛阳。从回到老家并州任职，一直到后来因为部落有人叛逃出塞被卸职，一干就是十年。史称刘渊“明刑法，禁奸邪，轻财好施，推诚接物，五部俊杰无不至者。幽冀名儒，后门秀士，不远千里，亦皆游焉”。
这段长达十年的任职经历，对刘渊来说非常关键。一方面，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，让匈奴五部熟悉并接受了他，而不是像南单于一样成为摆设。另一方面，刘渊也赢得了一些晋人的支持。
永康元年（300），掌握宿卫禁军的赵王司马伦起兵杀了把持朝政的贾后、张华等人，后又废惠帝，自立为皇帝，由此引发“八王之乱”。
朝中执政者如走马灯，华夷瞩目的洛阳几度沦为战场，皇帝就是任人屠宰的羔羊。如果说西晋是天命所归，那么谁会对这样的天有半点儿敬畏之心呢？
▲司马伦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就在这时，刘渊也遇到了他的“伯乐”——成都王司马颖。与晋武帝时屡遭猜忌、怀才不遇的境遇不同，刘渊深得司马颖信任，官职逐渐上升，权力越来越大。
后来，并州刺史司马腾、安北将军王浚起兵讨伐司马颖，还调动了鲜卑兵马助战。司马颖被吓破了胆，产生了放弃邺城、带惠帝南奔洛阳的想法。刘渊劝司马颖固守邺城，不能南下，以免受制于人，并建议发动匈奴五部之众，进行反击。此说打动了司马颖，于是拜刘渊为北单于，参丞相军事。于是，刘渊得以名正言顺地返回五部。
这一次却如同开启了潘多拉盒子，历史走上了司马颖想象不到的异路。
当时，并州的匈奴看见天下大乱，已经有了造反的念头，但缺少一个具有声望的领头人。左贤王刘宣等人便把目光放在了刘渊身上，私下将其推举为大单于。
刘渊返回五部之后，本来的确是要发兵帮助司马颖的，并没有想直接造西晋的反。
在得知司马颖退出邺城、南下洛阳之后，刘渊痛斥道：“司马颖不用我言，溃败奔逃，真奴才也。但我和他有约定，不可不救。”准备派遣步骑两万，迎击鲜卑。
刘宣等人眼见大事不成，苦苦谏道：“晋朝无道，像奴隶一样奴役我们。今司马氏父子、兄弟自相残杀，这是老天厌恶晋朝，把机会给了我们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！”
汉人奴役胡人、胡人沦为田客的情况的确有，但不能说晋朝将所有匈奴视为奴隶。这类极端的说法，其实是一种动员的手段。匈奴贵族们丧失了昔日之权力和地盘，受到汉族制度之压抑，在承平之时尚且能够安享荣华富贵，可是一旦天下大乱，他们心中的失落和愤怒就会爆发。
刘渊这一生，长期生活在洛阳营造的四方归心的天下秩序之中，在那个世界里，他只是一个点缀。如今他意识到，这个秩序并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天命未尝不会眷顾一个匈奴人。
同样是造反，刘渊和刘宣的想法，显然是不一样的。
刘宣的想法是联合鲜卑、乌丸等民族的力量，重振匈奴的雄威，“复呼韩邪之业”。但是，自小汉化的刘渊想要的更多，他说：“我们该做那高山峻岭，而不是低矮的山丘。大丈夫当为汉高、魏武，呼韩邪何足效哉！”他要当统一中国的汉高祖，或是称雄中原的曹操，而不仅仅成为另一个呼韩邪单于。
▲呼韩邪单于是南匈奴心中的一面旗帜。图源：影视剧照
当皇帝，既是刘渊的野心，也是他的谨慎。
尽管在并州，匈奴五部的力量拥有绝对性的优势，可是从整个北方来看，他们并不具备多少优势。一面单于的旗帜，无法归拢汉人的人心，甚至连其他民族的支持也无法得到。更何况，他的对手是西晋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人心依旧普遍向晋。
所以，刘渊必须要有一个超越民族特性的旗帜——他选择了“汉”。
他首先伪造自己的身份，假冒是汉氏后裔，以此来标榜自己是刘氏正统。汉高祖时曾将宗女嫁给冒顿，约定互为兄弟。如果单于和汉帝互为兄弟，那么刘渊不就是汉家的外甥吗？
公元304年，十月，刘宣等人给刘渊上帝号，刘渊拒绝说：“今晋氏犹在，四方未定，可仰遵高祖（指刘邦）法，且称汉王。”他不急于称帝而称王，就是要淡化反晋的色彩，争取汉族的人心。
即汉王位时，他称刘邦为“我太祖高皇帝”，又称刘秀为“我世祖光武皇帝”，甚至还尊“刘禅为孝怀皇帝”，俨然成了刘邦的“嫡系子孙”。一个匈奴人，却号召着恢复大汉江山，也算是历史的一大奇景。
这个策略无疑是成功的，史载“远人归附者数万”，大批士族百姓聚拢在“汉”的旗帜之下。称王的第二年，刘渊便开始向外扩张，进据河东，威逼洛阳，各地的割据势力纷纷投降，比如上郡的鲜卑，盘踞青、徐的王弥，以及占领河北的石勒等。
永嘉二年（308）十月，刘渊即皇帝位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一个胡人登上帝位。刘渊极力掩饰自身的民族性，汉国的制度面貌也充满了中原王朝的气息。制度基本仿照西晋，朝廷有丞相、御史大夫，地方有郡守，就连国都里的门名，都要和洛阳的一致。
第二年，汉国大将军击败晋军，将三万男女沉于黄河，刘渊听后大怒道：“你有什么面目再见朕！这是天道可以容许的事情吗？我想要除掉的人，只有司马氏，细民何罪！”不管这话是不是真心的，已经完全是一个中原皇帝的态度。
为了统摄境内除了汉人之外的广大少数民族，比如鲜卑、乌桓、氐、羌等，他采取了胡汉分治的办法，以中原的办法对待汉人，以草原的办法对待少数民族。
那时的刘渊已经病重。他明白，汉国就是一个潦草建立的国度，遇到的问题翻遍史书也无法找到答案，是坚持胡汉分治，还是统一制度？是坚持草原特色，还是完全汉化？是遮掩匈奴身份，还是自立正统？
这些问题他无法解决，但是有一个东西，必须解决——那就是龟缩在洛阳的西晋王朝。
如果不灭掉西晋，刘渊依旧是一个反叛者。所以，即位之后，他先后两次派自己的儿子刘聪纠集兵力进攻洛阳，意欲灭亡西晋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
永嘉四年（310），刘渊去世，留下了一个无比巨大、又无法解决的烂摊子。
刘渊死后，汉国陷入内乱，最终刘渊之子刘聪凭借武力，杀掉兄长，夺取帝位。
刘聪和其父的人生轨迹很相似。幼年接受汉化教育，弱冠时在洛阳游历，结交名士，后来回到并州，受到匈奴五部的拥戴。在帮助父亲建功立业的时候，刘聪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因此，即便刘聪是篡位，推崇武力的匈奴人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。
▲刘聪像。图源：网络
即位之后，刘聪便将矛头指向洛阳。
当时，石勒在洛阳东北的赵、魏一带活动，王弥转战于洛阳东部的兖、豫、青、徐诸州，刘聪则直接控制了洛阳西北平阳、河东、上党等郡，已经对洛阳渐成包围之势。于是，他派遣刘曜、王弥等人领兵进攻洛阳，掳掠了洛阳周边大片土地，并攻陷上百个壁垒。随后，又派前军大将军呼延晏领二万七千人直取洛阳，这一路势不可挡，晋军前后败了十二次，毫无抵抗之力。
等到诸军会合，洛阳失去了抵抗的意志，刘曜、王弥等人纵兵劫掠，抢劫财物。刘曜冲入宫中，杀晋太子及诸王公大臣等二十余人，士民死者达三万余人。晋怀帝和羊皇后及传国六玺被移送到当时的汉国都城平阳。史称“永嘉之乱”。
刘曜是刘渊的养子，也是一个汉化程度相当高的匈奴人，看见晋室已经在控制中，便想收紧屠刀，禁止王弥大肆劫掠，甚至不惜与其火并。后来双方停战，王弥劝刘曜说：“洛阳天下之中，山河四险之固，城池、宫室不需要再造，可迁都于此。”这时，刘曜却显露出野蛮的一面，放了一把火就走了，气得王弥破口大骂：“屠各子，一点帝王的志向都没有！汝奈天下何！”遂率军还据青州。
洛阳在一场大火后沉寂，被俘虏的晋怀帝也受尽屈辱。
有一天，刘聪宴请群臣，命怀帝身穿青衣行酒，晋国旧臣看见昔日帝王竟然低声下气服侍他人，起而号哭。刘聪十分厌恶，便找了一个机会，毒死怀帝，处决了晋旧臣十余人。
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，怀帝之侄司马邺即帝位，是为晋愍帝。
后来，汉政权又多次进攻关中，均无战果，直到汉建元二年（316），刘曜攻陷长安外城，晋军退内城固守。当时长安城内外断绝，城中无粮，人相食，死者大半，晋愍帝为了不被饿死，出城投降。至此，西晋灭亡。
晋愍帝也遭到了和晋怀帝一样的命运，在宴会中被迫与人行酒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刘聪肆意折辱，最后也是被随意地杀掉了。
虽然，汉政权攻陷了洛阳、长安，俘怀、愍二帝，灭西晋，但这其中的战事可谓艰难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匈奴人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洛水、渭水流域。刘聪名义上是中原的共主，但是地方的石勒、王弥等人并不是完全忠心。
偏偏就是这般危机四伏的局面，刘聪反而开始享乐。他把国事交给儿子刘粲，一头扎进后宫，两耳不闻窗外事。之后更是设立上皇后、左皇后和右皇后以封妃嫔，造成“三后并立”的局面，最多时有十一人佩戴皇后玺绶，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份的。
318年左右，刘聪为近臣蒙蔽，杀掉了皇太弟刘乂，株连一万五千余人。刘乂是刘渊嫡子，同时也是氐族首领的外孙，他的死直接导致了匈奴与氐羌联盟的瓦解，“氐、羌叛者十余万落”。汉政权的国力一落千丈。
很快，刘聪病死，其子刘粲即帝位。外戚靳准掌权，逐步铲除了刘氏子弟，然后收捕刘粲杀之，将刘氏男女不论少长皆杀于东市，掘刘渊、刘聪陵墓，焚刘氏宗庙。
刘聪的坟草都还没长出来，刘家就被屠戮光了。不知道这算不算他残暴不仁的报应？
靳准政变后，刘渊一家唯一的独苗就是镇守长安的刘曜了。他轻松地平定了叛乱，并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但是令人不解的是，他竟然将国号从“汉”改成了“赵”。
形势已经变了。
风雨飘摇的西晋王朝已经灭亡，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东晋政权已移居长江以南，偏居一隅。作为与晋朝争夺合法性的“汉”国号似乎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。而多年在北方驰骋的石勒力量不断壮大，此时，刘曜的主要敌人由司马氏变成同为胡族的石勒。
胡汉两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不再是唯一的焦点，胡族间不同民族、不同部族的冲突和融合，反倒成为了北方社会的主线。
刘曜没有必要再冒充汉室后裔，他可以公开以胡族后裔的身份在中原腹地称帝。
他之所以将国号改为“赵”，就是不承认石勒在河北的统治——石勒的势力范围正好就是古时的赵地。刘曜改国号不久，石勒也自称赵王，史称“后赵”。
▲石勒像。图源：网络
两“赵”相争，必然只有一个能活下去。
为了对付石勒，刘曜十分注意笼络关中各民族。关中之地的民族复杂程度，丝毫不亚于并州，匈奴人在这里并没有多少优势。刘曜对这里各部族或拉拢，或打击，或迁徙，逐渐稳定了匈奴人在关中的统治。
324年，刘曜征河西张氏，史载有“戎卒二十八万五千”，光是击鼓之声就足以震动大地，吓得对手望风而逃。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，不可能只有匈奴五部，主要部分应是关中之地的其他少数民族。
无论是哪一个胡族建立统治，统治者永远都只能算“少数民族”，而其他民族在反抗其统治方面，永远是多数民族。因此，前赵立国的两大基石，一个是五部的强大，一个则是其他民族的合作。可是，刘氏赖以征战天下的匈奴五部并不是铁人，他们会老、会死、会因为腐化而失去锐气，一旦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力量，前赵就要陷入危机。
两赵相争的前期，双方互有胜负。但刘曜已经发现了问题：中军宿卫、五部旧人都是老弱病残，不可用也。于是他亲自建立了一支名叫“亲御郎”的军队，由匈奴五部的贵族子弟组成。这样还是无法阻止匈奴五部衰落的颓势。
328年，石勒兵发三路进攻刘曜，刘曜忙陈兵十万于洛西，与其对峙。战前，刘曜喝酒数斗，经常骑的马无故跌倒，于是换骑小马。大战时，石勒命令石虎直接杀向刘曜的中军，自己率军前后夹击。战功赫赫的前赵军队却显得不堪一击，全军败溃。
刘曜在逃跑时坠马被俘，后来被石勒所杀，前赵随后被后赵吞并。
这是十六国历史一个普遍的现象：当权者永远都是一个在军事上暂时占优势，但在人口上占劣势的部族。无论它是追求大家公认最优秀的汉文化，还是坚持草原胡族的特性，它的军事优势必然逐步丧失，而它的人口劣势却无法改变，继而迎来新的挑战者和替代者，如此反复。这就是当时北方动荡不息的根本原因。
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：后世的史书中，史官在描写这些十六国君主时，似乎遵循着某个统一的模板，他们的故事千奇百怪，形象却似乎大同小异。
首先，这些君主似乎都很有文化。
刘渊少好学，看的是《毛诗》《左氏春秋》《尚书》《史记》等经典；刘聪也很好学，精通经史，擅长草、隶，还会写诗。刘曜同样是能作诗，书法好。再比如前秦的符登博览书传，后秦的姚兴在战乱之时，也不曾放下手中书卷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其次，这些君主身上都有神异之处。
刘渊出生前，他的母亲呼延氏曾在龙门祈求神灵赐给她儿子，不一会儿，有一条头上长有两只角的大鱼，游到祭神的地方，当天晚上呼延氏梦见白天所看见的那条鱼变成了人，他左手拿着一样东西，约有半个鸡蛋大，交给呼延氏说：“这是太阳的精华，吃了它就能生下贵子。”13个月后，刘渊就降生了。
刘聪出生前，其母同样梦见了太阳进入肚子，15个月后，刘聪诞生。
这类感生神话，自上古时期便屡载史册。最接近刘渊父子出生“神迹”的个案，则源自汉武帝的诞生，其母为景帝王夫人，“男方在身时，王美人梦日入其怀”。很难不怀疑，史官是照着《史记》来写的十六国历史。
苻坚出生的时候，被记载为有神光，应该是抄的《后汉书》，因为汉光武帝出生的时候也有神光。
至于刘曜、苻坚、姚襄、慕容垂等人都“垂手过膝”，应该是模仿的是刘备与司马炎。
可以发现，十六国君主的种种奇异之处，都能在华夏历史上的帝王库中找到对应的模板。
▲北魏时期崔鸿撰写的《十六国春秋》。图源：网络
这或许正是史官的小心思：通过复制华夏史书已有的故事，让人在读十六国的历史时，自然联想到秦汉魏晋的故事，从而在不知不觉间，将十六国的历史当作华夏帝国历史的延续。
只不过，对于想要探知真相的后人便有些麻烦了，究竟哪段历史是真的？哪段是编的？直到现在，都没有一个定论。
史官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“华夏化”的过去，而是为了创造一个“华夏化”的未来。就像刘渊冒认汉室后裔一样，不是为了遮掩匈奴的过去，而是为了创造匈奴的未来。
这些高度模型化的历史文本，不断提醒着统治者（无论是汉人，还是其他民族）这片土地的文化传统，塑造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认同，最终将文本中的“历史”变成正在发生的历史。
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关系，并不只是时间的先后关系，它们也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循环。在这些历史的循环里面，时间或许已经丧失了意义。特别是像刘渊开启的十六国乱世，这样一个大分裂与大乱斗的时代，人们只能通过制造历史的幻觉，来面对无法直视的生存困境，摆脱长时间游离的精神洼地。
参考文献：
[北魏]崔鸿撰，[清]汤球辑补：《十六国春秋辑补》，中华书局，2020年
[唐]房玄龄：《晋书》，中华书局，1996年
罗新：《王化与山险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9年
侯旭东：《天下秩序、八王之乱与刘渊起兵，一个边缘人的成长史》，《史学月刊》，2021年第8期
胡鸿：《十六国的华夏化：“史相”与“史实”之间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，2015年第1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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